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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首先解决了劳动力不足家庭的问题，其次也平衡了劳动力充足家庭的问题，也体现了一定的劳动分工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在阳高发展蔬菜时，既能解决温室建设的投入问题，也能够避免一些无序的竞争，也避免了不同品种蔬菜价格差异，造成都种植高价值品种蔬菜的问题。

    为避免合作社出现欺压等现象，纪松龄成立了村民委员会，村委会依然是一个公益性的机构，由村里德高望重之人组成，同时同一家族不得有两人进入，避免大家族的控制，村委会的职责就是监管合作社，除了村委会，纪松龄发挥党组织的力量，要求国共两党党员，都有义务监督组织所在地区村里的工作，包括村委会和合作社，他创新提出了两党的独立调查员制度，由两党组织，分别选出二十名独立调查员，不定期不定点单独前往各村调查，若是两边的调查报告不一致，或者调查报告中反映出问题，那么县府的调查组就会直接下去调查，各二十名独立调查员不是长期固定的，每个季度都不一样，调查员并没有额外薪水，不过孙名望认为此事不能因为是两党党员，就变成义务劳动，他通过议会，给予了支持，采取购买独立调查员调查报告的方式，付给调查员一定的报酬，这也开创了蒙疆为文字报告付费的先例。

    对于非自耕农，管理的方式就是加强合同制度的推行，大户人家可以一个合作社，虽说没有分红这一说，不过合同上必须明确非自耕农的利益。

    针对村里无劳动力的家庭，不管是合作社，还是雇佣村民种地的大户人家，均要缴纳一定比例的费用，该费用由县里专门机构管理，用于村内孤寡老人的赡养，短期无劳动能力妇女儿童的补助等等，孤儿由省府收拢，设置孤儿院，统一管理。

    某种意义上，这已经有过渡衔接的味道，二十年现有土地到期，不管是自耕农，还是大户人家，都将重新缴纳土地费用，到那时，合作社和大户人家都有可能成为新的土地经营公司，继续土地的耕种，也许，那时候已经不是当地人种地了，而是雇佣外地人成为产业工人。

    对于县府经营土地，纪松龄也尝试着新的做法，他不再划出土地让参与的农户自己建房，而是拿出县府的部分收益，建设温室时，统一建好住房，以较低的价格，租给参与的农户居住，以避免县府经营土地上，村庄的不断扩大，进而也改善了这些人的住房条件，这样一来，县府经营土地已经开始走向公司化管理。

    阳高的做法让察省各县非常感兴趣，各县在县城土地管理上问题都不大，农村确实有些头痛，纪松龄的尝试显然是一条路，这有些苏联集体农庄的味道，但又有着很大的不同，而且就长远来可以持续下去的。

    延安也对纪松龄的做法有兴趣，当然也有人质疑，纪松龄管理阳高，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，用的全是蒙疆一套，不过延安高层却知道这没那么简单，因为，延安也是试点之地！

    薛儒的延安市长一开始当得并不十分顺利，工作不是难点，难的是理念和思想的偏差，同一件事情，结果也是双方都认可的，偏偏执行的时候问题多多，尤其这里是**高层机关所在地，上级也多入牛毛，往往一句话，就改变了手下人做事的态度。

    接手两月，薛儒坐不住了，在和石瑛讨论后，他越过林主席，以延安市长的身份，直接找毛公，希望能够通过这位最高领导者，定出些规矩来。

    “主席同志，有些事情我想反映和沟通。”薛儒简单问候后，便开门见山表明来意。

    “薛市长，请说。”毛公笑眯眯，薛儒来找，意料之中，不来才奇怪了。

    “我首先要声明一点，我并没有对任何同志和首长有只是从工作角度来和主席沟通。”到延安两月，薛儒说话的方式也趋同于延安。

    “就是有也但说无妨，薛市长，我真心希望你能帮我们找出问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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