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(2/3)页

    “这一点张司令说得很在理，请坐。”杨杰接口道：“作为早期蒙疆作战的局外人，我想说的是，日本人的战略并无大的失误，张恒不是政治中心，在战争初期，日军将战略重点放在当时的南京和后来的重庆上是正确的，而造成日军战略上的失误，却是赵总司令抓住了这一个关键时期，确立了察哈尔在北方大战区的主导地位，并以此给日军重创，增强了我全**民的抵抗信心，赵总司令刚才说的话，其含义是要提醒诸位，蒙疆已经成为日本人的头号威胁，在今后的作战当中，日军将会以我们为主，诸位要有清醒的头脑。”

    “杨参谋长谬赞了，我想表达的意思正是如此，虽然现在我们收复东北和外蒙的时机已经出现，但不代表我们能够很轻松的实现这一目标，日本人苦心经营东北多年，一旦我们全力攻打东北，要考虑到日军将所有战争物资倾向于东北的可能，全国抗战是一盘棋，并不是孤立的蒙疆与东北、华北日军的作战，我要求你们，不但要重视日本这个敌人，更要重视在今后作战中的内部团结和外部协作。”

    话到此，众人都明白他的意思，这是针对各师此次来参加会议期间，闲谈之余的狂妄冒进思想和独立作战抢地盘思想的批评。

    “战争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，包括政治因素，尤其在后续外蒙和东北作战中，司令部将会更多的考虑政治因素，国内外局势，希望在今后的作战中，诸位能够从各方面考虑作战计划，不要停留在以前的经验和功劳簿上，要多想想日军战略背后的原因，多想想和日军的差距，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收复外蒙和东北！”

    傅作义轻轻敲了敲桌子：“总司令的意思很清楚了，戒骄戒躁、重视敌人、找出差距，军人不干涉政治，但不能忽视战争背后的政治因素，各兵团、各师，从现在开始，不但要知道外蒙和东北日军的军事态势，还要了解政治环境，这和以往我们在蒙**立作战是不同的，这次平汉线决战，你们也已经领教一二，外蒙和东北可是比山西河北还要复杂。”

    “还有一点，抗战到了关键时候，战场外的因素会越来越多，不能仅仅以对错来看待问题，有些事，总司令部会考虑各方面的因素，做出一些与战役无关的调整，在此我要求各兵团、各师可以质疑和请求司令部给予一定的解释，但不能自作主张，以事实来逼迫司令部，我们蒙疆战区和别的战区最大区别，就是我们是个整体，有凝聚力，我们都相信在总司令的带领下，能够打败日本人，重塑这个国家的地位！”陈振林补充道。

    “明白！”

    正如赵子赟、杨杰等人所考虑的，日本参谋本部，也开始反思平汉线决战的失误，石原莞尔不愧是战略家，虽然当了替罪羊，但仍然敏锐的指出了己方的战略失误，其中最首要的，就是杨杰提到的，他在给天皇的特别报告中阐述了中国的特殊性，这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控制力并不强，哪怕迫使重庆政府投降，依然不能让整个国家投降，因为从民国以来，中央政府就没有真正代表过整个国家。

    早期未能重视赵子赟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，以至于他的蒙疆实力越大越强，现在直接威胁到了外蒙和东北。

    第二个失误，石原莞尔毫不留情的指出了军部的贪婪，在张恒空战之后，日本航空兵团其实是有实力有时间一举摧毁察省的工业，可正是军部有些人的贪婪，妄图完好拿回在察哈尔失去的东西，由此造成赵子赟始终有实力维系他的军工，并在平汉线决战中一举逆转。

    第三个失误是指挥失误，蒙疆作战区域涵盖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的控制区，而两军至今为止，都为能够形成有效配合，尤其是第二次察哈尔战役时，只要中国派遣军再加一把力，放缓武汉方向的攻击，解决察哈尔是完全可能的，而这一次平汉线决战，关东军始终未能从满洲和外蒙一线发动有效进攻，是完全不可接受的。

    裕仁其实认可石原的特别报告，可他无法说，作为国与国的交战，逼迫对方政府投降是不二的选择，这有些事后，怪不得谁，至于第二个失误，更不好说，战争是需要红利的，不仅仅是输赢的事，比如这外蒙，底子如此差，占了又有何用？倒是第三个失误裕仁认为完全是人为的，只是这日军内也是派系林立，海军陆军互不买账，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也是如此，这种事情不仅仅日军有，中国的军队也有，张恒和重庆不就从来没配合作战过？当然，眼下局势有些恶化，裕仁也借此召开五相会议，将这中国战区的统一作战做些调和，至于效果，得开打才知道。

    会议后两天是交流，这主要是各兵团司令之间的经验和教训的传播，具体战术不是赵子赟关心的事情，他将这些事情交由方振武主持，自己则趁着兵工各负责人在，商讨下一步的工作计划。
    第(2/3)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