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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刘墉不解道：“元龙兄说的两年之约是何意？”

    陈登道：“诸葛孔明给崇如所献对策言道，先取荆州为家，后取西川建业，方成鼎足之势。孔明还道荆州乃用武之地，而其主刘表不能守，可是如此？”

    “是啊。”刘墉不解地道。

    陈登点点头道：“曹公如今远征柳城，期年难返，此崇如取荆州立足之良机也。陈登愿与崇如击掌为誓，若你两年内取下荆州，我便辞去广陵太守之职，前往荆州助你。”

    “元龙兄误解小弟之意了。”刘墉脸上一红，急忙辩解道，“小弟来广陵只是因为心中多有疑虑、踌躇难定，我知兄才智过人，见识不凡，故前来讨教。小弟虽愚钝，也有自知之明，何德何能，竟敢劳烦元龙兄折节相助。”

    这话并非是刘墉的谦词，他深知陈登不像诸葛亮那样有沉重的大汉正统情结，而是个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者，又任着广陵太守、伏波将军等要职；更重要的是自己也只有一城之地，能否取下荆州三分天下还是个前途难测、虚无缥缈的事，就这样给他开张空头支票既不道德，也于心不忍，因而刘墉此次来的确没有打算请陈登前往雒原相助的，当然将来却是一定的。

    陈登微笑道：“为兄说一不二。今后陈登会在哪里，就看崇如你的了。”

    刘墉自是求之不得，站起身走到陈登的面前，抱拳拱手深施一礼道：“元龙如此看重小弟，小弟多谢了。”

    陈登双手一伸扶住刘墉，笑道：“那咱们就一言为定。来，我们击掌为誓。”说着，与刘墉击了三掌，两人相视不禁哈哈大笑。

    陈登又提醒道：“崇如以为刘表真乃无用之人？”

    “这可不能简单而看。”刘墉摇摇头，叹了口气道，“刘景升本非等闲之辈。初平元年，刘景升继任荆州刺史，然江南宗贼甚盛，各地豪强拥兵自重，不遵上命。刘景升不惧艰险，单骑入荆，与蒯良、蒯越、蔡瑁等人共谋大计。施小利诱杀宗贼五十五人，尽收其众；巧言利口劝降张虎、陈生，收复襄阳。此雷霆之势令荆州各郡县官长心生畏惧，大多解印而逃。短短一年，刘表便平定荆州七郡，理兵襄阳，静观时变。此后，刘表威怀兼洽，招诱有方，荆州从此万里肃清，群民悦服；刘表又开立学官，博求儒士，安抚赈赡，关西、兖州、豫州前来投靠者有千人之多。至建安三年，刘表又攻下张怿，广开土地，南收零陵、桂阳，北据汉川，坐拥数千里疆域，带甲兵十余万，令人侧目。”

    陈登附和道：“此时的刘景升，意气风发、威风八面，何人敢小觑？”

    刘墉颔首又道：“孟子云：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荆州多年来政治清明，民心安定，生活富足，刘景升耽于享乐，渐渐变得畏首畏尾，疑心重重。当时袁、曹对峙于官渡，刘景升坐拥十万之众，却只知安坐观望，自以为两家都不得罪，岂料结果却是两家都怨恨于他。从事中郎韩嵩就谏道：豪杰并争，两雄相持，天下之所重，只在于将军。将军若是想于乱世有所作为，便应趁天下大乱而起事；如若不然，则应选择一能独霸天下之人而相从。韩嵩又道，曹公位居丞相之位，威德并立，天下贤俊皆向而归之，最终必能灭袁绍而一统河北。若北方安定，曹公又定会挥师南征，到时恐将军难以抵御，不如早做打算，举州投效曹公。曹公在危急之中得将军倾囊相助，必感恩图报，善待将军，可保长享福祚，子孙晏然。别驾刘先、谋臣蒯越深以为然，也以此相劝。只是刘荆州虽遣韩嵩往见，却狐疑不决，错失良机。”

    “此一时，彼一时也。”陈登感叹了一声，也道，“前次曹公远征并州，崇如施巧计营救圣上脱困，若刘景升奉迎陛下，一面诏告天下诸侯保驾，一面勤修战备、枕戈待旦，未尝不能与曹公抗衡。只可惜刘景升目光短视，自作聪明，以为曹公定会信守承诺，遵行盟誓，可守土自保，闭门而不纳，如此千载难逢之机竟弃之不用，真是‘自作孽，不可活’啊。为兄真想看看，等曹公擒下袁氏兄弟，南征荆州，刘景升是何脸色？”

    “定然是捶胸顿足，追悔莫及啊！”刘墉恨恨说道，稍顿了一会儿，又道，“徐庶曾道：刘表长于政事，而非戡乱。曹操挟天子、擅威福，将夺汉室，刘表身为汉室宗亲却不能兴勤王问罪之师，建功与朝廷；官渡之争，刘表占据荆州要地，可左右天下局势，刘表却踌躇四顾于袁、曹之间，义无适从，势无适胜，徒立学校、修礼乐等不急之务，示间暇无争而消人之忌，屡失良机，可惜之至。徐庶又道，都说刘景升善善恶恶，及至相见，盖善善而不能用，恶恶而不能去者，徒有虚名也。”

    陈登愕然道：“徐庶又是何人？其评价刘表却又如此适当。”

    刘墉不好意思道：“徐庶是诸葛亮之友，如今在雒原任右军师之职。”

    “为兄真是孤陋寡闻，当真是乱世出英才啊。”陈登摇了摇头，感叹道，“崇如既有孔明、徐庶等奇才扶佐，又何需为兄相助。”

    刘墉道：“元龙兄何必如此谦逊。若非兄长慧眼，小弟又怎会知晓孔明之策的瑕疵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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